“宿舍没电！”
“这边也是！你看看有没有水？”
“没有！楼下有吗？”
“我转过了！四个龙头都没有…”
没想到，支教的第一天，是在队员们此起彼伏的叫喊中拉开序幕的。没水，没电，没信号，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“三无”寝室。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支教的青龙镇较为偏远，队里给大家买的铺盖至今未快递到，这意味着，今天我们要在木板上睡一个晚上。
过了半小时，好消息传来，学校食堂还有几个龙头出水，麻烦是麻烦了点，但队员们可以拿着脸盆接些水回来在厕所里浇一浇，就当是“淋浴”了。
我们这支浙江大学赴四川青龙中学支教队，一行十六个人，大多是刚从火车上下来。一路向西的K351列车，穿越崇山峻岭和乡野田间，历经三十四个小时，终于把我们送到了四川。凌晨到成都，来不及停留就转车来青龙镇，到四川简阳市青龙镇中学。青龙是个农业大镇，二、三产业比较薄弱，每年外出务工人员有近5000人，没有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成了我们这次支教的主要对象。
简单收拾后，我们迎来了报名补习的孩子。孩子们蜂拥而至，数了数人数竟然超过了200个，这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想到的。在之前和校方的沟通中，双方达成的分班协定还是初中每年级40个人，如今单单是九年级报了70个人，大大超过了预期。
“你根本没法拒绝孩子，这些孩子的眼神太恳切。”李欣一边从矮到高地让孩子们排队，一边悄悄和我说道，“刚刚有个孩子，初三已经毕业了，所以没有收到初中学校的补课通知，但他就是想来，比那些快中考的同学更渴望学习。”
这个被李欣惦念着的孩子叫小俊，爸爸外出去工地打工，家里只有他和奶奶。奶奶是哑人，少有人沟通的他看上去比同龄人更沉默寡言。
“你和奶奶平时怎么交流呢？”在后来的家访中被问到了这个问题时，小俊看了看在旁边剁辣椒的奶奶，别过脸摇了摇头。在家不说话，是小俊的常态。从小到大，他习惯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，没有人监督和教导他功课，也没有人听他说学校的趣事。今年夏天中考，他考上了简阳最好的中学，本不用参加初三预备课程的补习，他还是自己骑了二十多分钟的车赶来学校报名，更没想到的是，被拒绝后，这个不善言辞的孩子硬是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为自己争取。
家里住的远的孩子不是少数，九年级班里的小豪，家住石河村，每天来学校，需要走近一个小时的山路。小豪的父母都在成都做钟点工，只有农忙时才会回来一趟，平日家里的事情就由奶奶做主。老太太怕孙子辛苦，不让报名，最终却被孙子的决心说服了，“他自己想考好学校，爸妈文化水平不高，他想好好念书。”同班的小芳从家赶来学校，也要先花五十分钟翻一座山，再走半小时公路。“暑期学校没法住人，家里过来也还好，你们浙大的过来交我们，不来吧我觉得可惜。”比起上课，每天要提早两小时起床赶路的事情，在小芳眼里似乎显得云淡风轻得多。
你找不出理由去拒绝这一群想念书的孩子，你也无法回避这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。
紧急开会后，我们和校方协定，将升学压力大的九年级70余人划分为两个班，增配九年级二班的班主任，并增加所有支教成员的上课课时，以满足学生上课需求。这样虽然我们上课压力大了点，但是小俊、小豪和小芳终于可以如愿坐在教室里，等待暑期开学的第一课，好像一切也就值得了。
六月份在学校，队长常至轩就布置给我们任务，暑期支教的每一节课，都要提前准备好。所以一开始，支教队的其他人都显得富有余力，除了王杰。
明明她只有小学班的一节数学课，可是今天从早到晚她却一直在忙活。忍不住过去瞅瞅她在忙啥，发现她正统计着班上每个同学的各项信息。
“从来没有觉得一节课的时间这么不够用，总觉得对他们多一些了解，之后就可以对他们多一些帮助。” 孩子们需要什么，是王杰最想知道的。开班第一课，王杰就询问了班上同学的兴趣爱好和最想提高的科目，并对三四五六年级进行了数学水平测试。而现在，她打算将小学部再细分为两个班，根据孩子的学业水平进行分开教学。
“别看一个教室只有四十多个孩子，三年级、四年级一直到六年级都有，最小的个丁点高，门牙刚掉新的还没长出来。”王杰一边说着，一边拿出学生的档案给我看。确实，小学部的学生相对于初中部，显得更加分散。班上最小的小冬是2008年出生的，下半年才读三年级。这个孩子我记得，小学下课早，他总跑去二楼的九年级教室，他姐姐在九二班，还没有下课，他就趴在窗口安静看着不说话。
“小冬太小了，这样的孩子我们不好教。”我和她搭档教小学班的语文和数学，不免会有些自己的顾虑。
“爸妈都在外面打工，家里就姐弟俩，姐姐来读书，要是把小的留在家，谁来做饭烧菜？”王杰是班主任，她说从姐姐手中接过小冬，她就下定决心要照顾好孩子。
她提出来的分班教学，看似容易，其实让自己的备课量和上课课时陡增了一倍。每天要管孩子们的早读和午睡不说，还要连轴转地在讲台上讲两到三节课，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
可是每次看到王杰上上下下地奔忙，她却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，“忙点这算啥，你总不能让三年级的和六年级的听一样的课吧？”那天陪她送孩子回家，我才知道了她的故事。她其实是新疆农业大学会计学三年级的学生，这个学年是来浙江大学交换的，六月份本来就应该回新疆老家。但是看到浙大的心系西部协会有支教活动，她心动了，“我自己是西部的，如果不是浙大的西部计划，我也不能来杭州学习。你不觉得现在就好像是一个循环吗？变成我去西部帮助更需要帮助的孩子了。”
“每个孩子都是美好的，可能不为人知，可能需要一些帮助，但你看他们的眼睛就知道。”这是王杰笃信的，也是整个支教队想让孩子们知道的。
队里最小的常至轩，今年八月才满18岁，却是我们最靠谱的队长。他报名支教的原因很简单，他妈妈现在也是一名支教志愿者，正在河南南阳支教。志愿者本是一年为期，常至轩的妈妈却已经在那待了两年，今年还未过半的时候，又定下来明年再待一年。常至轩说他想和妈妈一样，当一名支教老师，把浙大和父母教给他的，全部教给这群孩子。
刚来时我们都在笑他一个男生，为什么行李箱比我们女生还重，是带了多少护肤品和零食。然而当常至轩打开行李箱时，大家都震惊了。满满当当的，行李箱里装了三百本浙江大学的笔记本，他就一个人从杭州坐了三十四小时的车，默默背到了千里外的四川青龙，为的就是给这边的孩子留下一些浙大记忆。
常至轩的执拗不是一回两回了，我们常常称他是贯彻落实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。他教科学史，却不对着PPT念教案，总想给孩子们做些实验激发兴趣，他说科学史是为了给学生们拓展视野的，他得认真教。
教案好念，实验难做。单是为小学部设计的热空气会上升的实验，他就一个人在没风的学校食堂做了好几遍。
一开始他找来了一个塑料袋和三支蜡烛，点燃蜡烛，把塑料袋罩在火焰上，第一遍虽然感觉到了火焰的温度，塑料袋也变得越来越丰满，但是却始终没有飞起来。为了加快进度常至轩把塑料袋放低，让它更接近火焰，希望这样会升温快一点。但是，只听噗的一声，塑料袋迅速收缩，被烧化了。
一遍又一遍，确保万无一失后他才走进教室给孩子演示，当“热气球”飞起来的时候，常至轩终于笑了，他说他看见了孩子们的眼里有了光。
“你们知道有孩子躲在顶楼抽烟吗？”
丁洁今天一上完化学课，就给办公室带来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。她从教室出来时，看着有几个孩子站在楼道神神秘秘地做些什么，走近一看才发现他们传递着一支打火机相互点烟。
说实话我是吃惊的，玩手机我可以接受，但是还没上初一就会抽烟，真不是好习惯。可是我们说话他们就听吗？我想不出方法，只要悻悻离开。
过了会经过丁洁的位子，才发现她一直在做一个PPT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，“诶？你化学课还需要PPT？”丁洁示意我凑近看，才发现这是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讲稿，“我想把自己的化学课改为了抽烟危害的科普课，给他们分析一下烟草中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。我也不知道这能改变多少学生的想法，但是就算能改变一点点也是好的。”
能改变什么？能改变多少？能改变多久？
其实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所有支教队的队员。我们只是支教十五天，我们能做出的改变太过于有限。担任七年级副班主任的李宇欣不止一次对我说过，支教老师的身份限制了她很多想法，“家庭的问题无法根本改变，你要改变一个孩子是难的，而孩子怎么样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父母，而改变他的父母是更难的，因为他们的父母又有他们的父母。”
李杨阳在开设生理课之前，也是顾虑重重。性教育在中国特别是在一些乡镇里的缺失，让很多家长和老师谈“性”色变。甚至在走上讲台前，李杨阳还在思考开这门课到底合不合适。他的初衷其实很简单——希望能够让同学们了解自己青春期的生理变化，在自己经历的时候不必惊慌失措，懂得悦纳自己，并且尊重他人。
“我其实是带着一种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态度去上这门课的，但是如何让同学们接受，是一个挑战。”平日里嘻嘻哈哈的杨阳上这节生理课显得格外认真。他把男同学单独带到一个教室上课，当他看到学生从一开始的别扭害羞到慢慢认真地看向大屏幕，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，“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学生上课的认真不够，接受度不太好，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有孩子因为生理课而能够正视性和青春期，就是一种成功。”
看着其他支教老师那么努力地想改变一些什么，我也跟着越来越信心。毕竟，很多事情你不做，永远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不是吗？
平心而论，我们去的青龙镇并不是非常穷的地区，这边的农业和零售业还算发达，走几步路就是一个学生家开的超市。但也许正是因为还不错，孩子们只有不上课，就看电视或者打游戏，鲜少有人自觉读书，更不说为自己未来打算了。
“大不了去打工”、“不行就去当兵”，被问道未来规划时，孩子们只是含糊地说道。物质开始丰富，孩子有了接触外界的可能，然而这种对外界的好奇点不是通过书籍来满足，而是网购和网游。学校至今还未成立图书屋，甚至有很多小孩，连高中上不上都觉得无所谓。
我们想带给他们的究竟是什么？越了解青龙镇的孩子，我们越觉得所谓支教，不在于课本上了几章，而在于尽我们最大努力让他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，用十五天的时间多多少少地影响孩子的想法。
确实，很多事情是改变不了的，很多人也是。
但是，改变一个也好啊。
那之后的八年级地理课上，朱泉松给同学展示了中国地图。他把四川和浙江圈了出来，细数了这中间相隔的多少条河流山脉。朱泉松的这节课备了很久，黑板上他画的四川的轮廓和地图上印得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说，他想告诉孩子们中国很大，世界更大，而他们，都值得更大的世界。
大课间的时候，九年级语文老师李欣抱着一叠作文纸回到办公室，一边招呼着我们几个没课的老师过去：“大家快来看，今天我让我们班孩子写三行情诗，写得可逗了！”
十四五岁的孩子，还不怎么会写诗，想必是为了这三行情诗费尽了脑筋，颇有些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意味，还有些出于无奈只能套用押韵的歌词，林俊杰的、陈绮贞的都用上了，让人看着就忍不住哼唱了起来。
大家笑着继续翻找着有趣的答案，李欣却突然顿住了，“你们来看看这个。”
一张纸上只有三行字，没有标题，也没有署名，只是写道：
“院子里的花开了，
家里添新家具了，
远方的你知道吗？”
办公室一下子安静下来，过了许久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李欣，你知道这是哪个孩子写的吗？”
李欣是九年级的班主任，原以为能从她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，却只见她摇了摇头，“不知道，这样的孩子太多了，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太多了。”
她的话让我想起了昨天跟着她去九年级孩子家家访的场景，我们走了12户人家，只有小林家是父母都在的，在镇上开了一个童装店供一家四口生活，其他十个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爸爸妈妈至少有一个在外面打工。最特别的是小付家，虽然爸妈都在镇上，但是一天到晚忙于赚钱，连晚上都是住在店铺边上。明明家和店铺只差十分钟的路，小付却一直过着一个人的生活。
青龙镇农业较为发达，二三产业相对落后。为了更好的谋生，不少家庭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，家里只有老人小孩。我们家访到小宇家时，才知道看上去调皮爱玩的小宇春节过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父母了。父母是蜂农，跟着花期走，常年风餐露宿，走南闯北。小宇从小和舅舅一家生活，然而舅舅也是在外打工，家里只有奶奶和三个弟弟。和他聊天时，小宇的头总是低着，不管我们怎么让他抬起头，他都沉默不说话。直到我们问他父母现在在哪里，他才抬起头看了看门前的玉米地，又看了看天边，“在俄罗斯边境，养蜂，很远很远。”
父母在不在身边，对孩子的影响真的很大，小林的爸妈会定期陪他去简阳市的新华书店买书看，可是班上另一个孩子已经六年没有见过父母了。去班上上课，总能看到一些孩子穿着不合适的衣服也没有人管，中午他们就游荡在学校附近，吃着一块钱一份的炸土豆。
我想让他们回家好好吃饭，却说不出口；我想让他们的父母多回家陪陪孩子，也说不出口。因为谁都清楚，家里根本没有人给他们烧饭，谁也都明白，不出去打工就没钱支撑整个家庭。
是，对孩子来说，陪伴很重要。但是对于这些家庭来说，有钱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谁看着孩子们每天吃土豆的画面不心疼，可是我又可以说什么呢，我又可以改变什么呢？单纯而理想化的建议，在拮据的生活和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显得如此不堪一击。
还记得，昨天晚上家访回来后，董晏铭就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乒乓球桌上一言不发，问他也什么也不说。同行的阮昊翔悄悄告诉我，他们白天去了八年级的小燕家，董晏铭是在为小燕感到心疼。
小燕家在八公里外的踏水镇中和村，往返要步行三小时。或许是因为路途遥远，从小学到现在，从来没有老师去她家家访过，董晏铭是第一个。
阮昊翔拍了小燕家的照片给我们看，不愧是八年级学生里成绩数一数二的孩子，一整面灰色水泥墙上贴得满满的奖状，大部分是小燕和她二姐的。小燕家姐弟四个，她是老三，大姐已经嫁为人妇，并且有了自己的女儿；二姐现在跟小燕在同一所学校读初三；四弟年龄还小，在读小学。家中的经济支柱——父亲，忙碌奔波在外打工，很久回家一次。
三个孩子要供应，这个家庭的压力可想而知。阮昊翔说，他们还没来得及说几句话，小燕就哭了。她不是因为受了委屈，而是在担心一年后自己读高中怎么办。学费贵不说，高中住校她还不能回家干农活，母亲一个人怎么撑下去。
小燕向我们吐露过，她其实并不喜欢学习，只是她知道必须要学习，而且要学习好。父母念书不多，只能问问考了几分，作业写完了没有，小燕知道没有人能帮她，如果要改变现在的一切，不再为高中的学费烦心，不再为一家子吃穿发愁，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只有自己加倍努力。
最后一天，我们举行了全校合唱比赛。
小学部唱的是张韶涵的《隐形的翅膀》，前几天的排练中，这群孩子不是叫嚷着不爱唱，就是记不下去长长的歌词。唱之前，我还真为他们捏了把汗。
“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
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
我知道，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
带我飞飞过绝望……”
正调试着照相机的焦距，准备给孩子们拍几张唱歌的照片，他们的歌声就猝不及防地响起了，和之前的每次排练都不一样，大声又整齐。
明天就见不到这群孩子了，吵闹调皮也好，乖巧听话也好，明天就见不到了。孩子们鼓足了气在唱，不想让眼睛湿润，回避着孩子们的眼神，我把镜头转向别处。
坐在左边的是小航，家访那天他担心我们不认路，早上七点就跑来学校，不声不响给我们带了一天的路。
中间的是小樊，李欣说整个九一班就属他最暖心。初来青龙，李欣就被蚊子咬得满腿包，小樊看见了就买了风油精放在讲台上；见我穿着高跟鞋给他们拍照，他也会悄悄走过来和我说，老师你走慢点，小心崴脚。他父母都在外打工，奶奶带着他长大，他说他以后绝对不离开四川，去哪都要带着奶奶。
最右边的是小付，乖戾而敏感，一开始对我们满是戒备。那次他打架，放学回去第一次主动和我说了话，后来也再也没有打过架。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老师你先问的不是我为什么打架，而是问我有没有受伤。
董晏铭和他们班孩子坐在后面的乒乓桌上，整个初中部，就属八年级最吵，上课比下课更闹腾，午休还没结束，几个男生就跑下来打篮球。现在一个比一个安静，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离开。
十五天，孩子们像是懂事了，却还是不听话。明明已经放学了很久，他们还待在办公室门口不肯散去。
“老师你们还来吗？”最粘赵家敏的七年级学生，一个个哭红了眼眶。
“当然啊，我们不是约好，三年后我一定来看你们，那时候你们这帮小崽子刚刚中考完对不对，我再继续给你们讲高中的课。”赵家敏边说边别过头去。
常至轩则是在最后一遍核对书籍。满满一个纸箱，装着支教队买给学生的百余本书和杂志，有不少已经在这十五天里被孩子们多次翻看而变得陈旧。常至轩说这一纸盒书是他和青龙镇的联系，他会和这边的老师一起建起一个图书角，书不够，就再从浙江邮过去。
两点了，要走了。
孩子们一直送我们到村头，一个我叫不出名的小男生还买来了水让我们路上喝。车来了，后视镜里的他们慢慢远去。手机一振，是一个四川的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
“老师，我知道你们的车走了，我躲在屋后看呢，没敢来送。第一节课你问我们以后要当什么，我不是回答不出来吗？”——那是刚来青龙的时候，我让班上的学生写下以后想从事的职业，还记得那时很多孩子都迷茫地看着我，不知道该写什么。
“现在我想好了，我也想当一个老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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